此种语义上的错位体现着二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知，可以推断，日本学者在接受、吸纳性这一概念时，普遍有将其当作实际存有物来理解的倾向。

不论是所谓的学道，还是讲道，都是以言语为中心，更多地局限于知识上的推演、考察和辨析，而默识与体认则超越了言语的局限。如人吃物事，若不消，只生在肚里，如何能滋益体肤。

形上之道贯通本末，因此，对形上之道的体悟就需要在形而下之器处默识。子贡曰：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?子贡正以言语观圣人者，故疑而问之。【17】朱熹虽然很少提李侗的默坐澄心，但他却十分欣赏赞同李侗所说的默识心融，尤其是特别强调这一个融字。薛瑄对默识概念的使用仍然是继承程朱，他所说的默识并不单纯指默坐澄心、体验未发的工夫，而是兼具内外的默识心通。（《读书录》卷二，《薛瑄全集》，第712页）理无影，就事可默识。

又问：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?曰：也是他资质自别。用朱熹格物穷理的工夫来说，也就是将向外所穷的事物之理与我内心本有之理融合、贯通。以有目的的文明安排无目的的自然，没有绝对的完美，而总会偏于一方。

董狐被孔子称为良史，然而他并非简单地如实记录，而是有着鲜明的褒贬。《左传》中晋董狐书赵盾弑其君，齐太史兄弟与南史宁可牺牲性命都要直书崔杼弑其君，说明史官已经自觉地承载了价值判断。盖三而复较之再而复，并非于文质之外多出另一极，而是在具体的治道中，给出文质之间更复杂的组合方式，使文质循环往复不致过于机械，也为容纳进化留下了空间。《左传》中记录的许多史官，不仅非常熟悉前代掌故，而且对天地运行之道极为精通，颇有独到见解。

情文关系，才是最基础的文质关系。在与西方思想界接触时，康有为开启了以中国思想传统附会普遍历史的模式，却面临许多学理上的困难。

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正是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之意，因而也就是以义著《春秋》的另一种说法。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。所传闻者，谓隐、桓、庄、闵、僖，高祖、曾祖时事也。

希伯来文明诞生了唯一的创世神，这一宗教观念与希腊哲学结合，便使神成为绝对存在者，超越于自然之上，甚至成为自然的创造者。三而复之说虽取自自然历法，却并非仅是象征，其实质仍在于尚文尚质两端。33许兆昌、侯旭东：《阎步克著〈乐师与史官〉读后》，载《中国史研究》2003年第4期，第149—168页。18黄式三：《论语后案·雍也第六》，载《黄式三黄以周合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205页。

老子是疾伪尚质之人，而其文章却很美。《春秋》中孔子的所见、所闻、所传闻，每一部分都包含若干位鲁公，连缀起来，遂构成一段绵延242年的历史，其中根据亲亲、尊尊之义而分为三段，各有异辞，何休理解为从据乱世、升平世到太平世的演化，寄托了孔子致太平的政治理想，透露出逐渐进化的历史意义。

22但在各种文献中，史官虽亦有武职，却是相当次要的，所以还应该是王国维的说法更准确。据董仲舒之说，昭、定、哀三公61年为所见世，文、宣、成、襄四公85年为所闻世，隐、桓、庄、闵、僖五公96年为所传闻世，凡242年。

异辞者，见恩有厚薄、义有深浅，时恩衰义缺，将以理人伦、序人类，因制治乱之法。历史也是如此，或偏于质，或偏于文，偏极则救，往复循环，在动态中达致中和，这可以视为文质论历史观的最高目的——我们的历史使命，不是达致一个最高而绝对的末日，而是在动态发展中寻求文与质的中和。因而，文质彬彬的含义，也并不仅仅是一边注重真实朴素，一边注重文采修饰。56六、结语：文质论辩证法的历史哲学意义阎步克曾说：‘质的状态具有充实的内在意义与价值，但又是质朴、单纯和粗略的，而‘文则指复杂而有条理的状态，同时又偏重于外在的形式、结构。40这一模式对现代中国思想影响极为深远，以致其后的中国思想界普遍接受了历史进化论。黄式三所引《仪礼》《韩非子》两处，亦以文多为史，显然与此处用法相通，说明史官著作尚文的特点。

而何休既以拨乱反正为《春秋》主旨，自不会有西方目的论式的历史进化论。51由此可以明确，三统乃是理解文明共同体的三种历法角度。

黑格尔的历史被称为上帝在地上的行走，但这样的上帝在他那方面却是由于历史才造成的。因而，孔子对文胜质则史的纠偏，并不是简单的中和或退回，而是赋予其更丰富的意义，使其文明有更多的内涵，从而表达出自然性命的实质，这正是其义则丘窃取之的所指，也是与庄子不同的对待文明的态度。

【关键词】 历史主义,历史哲学,巫史传统,文质论一、反思历史主义从19世纪以来，历史主义成为一个笼罩性的思潮，不仅深刻改变了哲学思考的方向，也全面塑造了当今社会科学的研究旨趣。在文化昌明发展之后，其巫术色彩越来越淡，人文和科学色彩越来越浓，好像和巫文化已经相去甚远。

54刘向（撰）、向宗鲁（校证）：《说苑校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477—478页。我们不能根据《老子》中有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之说，就认为老子不熟悉礼制。文胜质则史，如汉魏碑记不载事实、滥用陈言者是也。文质论并非简单的循环论，而必须将历史演进所导致的不同形势考虑进去。

王博：《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。经正而后纬成，理定而后辞畅。

儒家、道家等应皆与巫史传统有密切关联，孔子并非借助史官文化之外的另一个传统来批评它，而是在继承史官文化之基本精神的同时，为它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。所闻者，谓文、宣、成、襄，王父时事也。

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玉厚六分，白藻三丝，衣长后衽，首服习而垂流。

而西美尔号称要将心灵拯救出历史主义的努力，最终却成为对历史主义的辩护。制郊宫明堂内方外衡，其屋习而衡，祭器衡同，作秩机。26李泽厚：《从巫到史  释礼归仁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2015年版。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天辨在人》中以阴阳解释四时，称春为少阳，夏为太阳，秋为少阴，冬为太阴，故四时之变亦可视为阴阳的变化，正如春秋其实代表了四时的全部循环周期。

12卡尔·巴特呼吁，不要妄图以人义取代神义，认识到人神之间的绝对距离，已经不是在打击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，而是试图颠覆普遍历史。29这足见礼本是史官的重要职责，即便以馆职为主的老子也精通于礼。

乐县鼓，用《万》《舞》，舞溢衡。董仲舒的《三代改制质文》在说到再而复、三而复等之前，首先指出：王者有不易者。

商质者主天，夏文者主地，《春秋》者主人，故三等也。陈苏镇：《〈春秋〉与汉道——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11年版，第165页。